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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宁波医院回扣门的背景资料
• 2、公立医院的医改之路

宁波医院回扣门的背景资料 (一)

最佳答案医药回扣指的是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的非法行为。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药厂发现，通过收买医院的负责人可以将药品推销到医院，但假如医生不用的话，药品的销量仍十分有限。于是，医院里开始出现一群专做医生工作的人，即医药代表。为了鼓励医生多用其推销的产品，给每一个用自己药的医生提成。刚开始的时候，这笔钱的数量很小，只有一块两块的，尽管很少，但效果很好。比起做广告来花费少，效果却大相径庭。不管什么药，只要有回扣，医生大笔一挥，没有用不出去之理。在开始时候的小敲小打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后，回扣之风愈演愈烈，从最初的1%到现在最高达30%甚至50%，医药回扣已经成为大医院医生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呈普遍开花之势。药厂必须要有临床推销员，也就是现在的医药代表，如果不这样做，药厂根本就无法生存。据卫生部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2005年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为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医药回扣潜规则

对于医药回扣的运行潜规则，一位医药代表说，业内有一个行规，叫“不找三种医生，必须认识两种大夫”。三种医生是：护士、见习医生和进修医生；而必须认识的两种大夫是：管床位的临床大夫、管病房的负责医生。他们在医院的职位大都是主治大夫、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医药代表需调查两种大夫所在的科室和名字，甚至是个人爱好。所有的预备工作结束后才能上门。先是以各种方式熟悉，比如看病，再闲聊，直至熟悉。随后就是吃饭、娱乐、旅游、以及报销书费。而所谓的“书费”其实是“开门费”，少者几百元，多者上千元。“开门费”送完之后，医药代表开始和医生进行具体的回扣比例谈判。“我们都嫌‘回扣’两个字太难听，所以都叫‘开方费’和‘处方费’”一位医药代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药品进入招标目录开始在医院使用之后，医药代表将定期和医生进行回扣结算。医生把自己的处方记录或者是病人的床位号码和用药记录交给医药代表。然后医药代表到药剂科进行核对——之前药剂科自然已经被医药代表打通了关节。

“处方费”只是医生到手的平常费用。每到年底，药商就要想尽办法招待他们，有些大的药商利用开各种研讨会、学术交流会等免费出游、购物，小的药商也需给医生报销一些来路不明的款项作为回报。

一位医药代表说，回扣已是不少医生收入的重要来源，而根子在于他们正常收入偏低。一位医生(通常是大学毕业)工资条上的工资才2000多，很难抵挡回扣的诱惑。

公开的秘密

医药代表办起“慈善堂”

赵忠诚曾经是个医药代表，如今却搞起了慈善，在湖南长沙自掏腰包开了一家“慈善堂”药房，以刚刚保本的价格和几十平方米的店面，同势力强大的医院、药厂甚至曾经的同行唱起了对台戏。

从1994年到2003年的9年间，赵忠诚一直在做医药代表。他告诉记者，药品出厂后，要经过全国、省级、各地方医药公司的层层代理，才能到达医院。在这些中间环节中，除了各级代理“该拿走的钱”，医院里从院长、药剂科主任、医生到财务、药库，根据职位大小都要拿相应的“提成”。就这样，让药品的价格一步步提上去了。一种出厂价30元的药，到患者手中已变成了100元；而一种65元钱的药，44元都被拿来打点医院各处。如果钱送少了或者送得不及时，院方的“小鞋”立刻就来了，要“挽回局面”，还得加倍“孝敬”。

“当医药代表改善了我的生活，但也很辛苦。”赵忠诚说，1996年以前，他做的药有五六百种，如果医院要货，哪怕就三五十元的药，几十里路也得送过去，“车费都不够”。到了春节这样的“大日子”，他至少得花3天时间打点“各路神仙”，有一次都年三十了，他还在外面跑，连做年夜饭的菜都没买。除了体力上的辛苦，人情上的辛苦更叫他头疼。赵忠诚这样形容：院领导家里有什么事用得着，深更半夜都会找你。他们去吃宵夜、跳舞、唱歌，完事后直接打电话：“你过来买单就可以了”。“只要他手上有一点权力，你就得点头哈腰、保持关系。连搬运工都不敢得罪。”赵忠诚叹着气说。

长时间的医药代表生涯没有磨灭赵忠诚的良心。对于一些医院的做法，他越来越无法忍受：长沙一家肿瘤医院每年赚3个亿，花600万打广告，可病人想在那里退盒药都不行。9年间，他看到太多的病人为了治病被高药价“生吞活剥”，钱一用光马上被扫地出门。这一切使赵忠诚的良心备受煎熬，每次有亲朋问起，他都会劝对方别去医院买药，自己帮他买。终于，当舅舅为治牛皮癣花光了家里积蓄，最后精神崩溃、服毒自杀后，他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回家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最终决定用做医药代表积累的经验和得来的钱，开办一家慈善药房，帮患者免受虚高药价之害。

“慈善堂”药房于2004年1月正式开业，主要销售肿瘤药品，地址也特意选在前面提到的那家肿瘤医院对面。因为“在所有患者中，肿瘤病人是最不幸的。光药费这一项，就能省下很多钱。”记者在赵忠诚提供的药价单上看到：医院卖175元的口服液，慈善堂只卖35元；医院卖的一种胶囊要369元，慈善堂只卖68元……几十种药品，差价少则十几元，多则200多元。这样的差价，绝对是记者闻所未闻的。它们是怎么来的？

赵忠诚告诉记者，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前面所说的种种“中间环节”省掉，让药品直接从药厂到达患者手中。9年医药代表积累的经验这时发挥了作用。药店进药或为患者买药时，赵忠诚会直接找到厂家，说自己想做医药代理，保证不卖给药房，拿到后立刻卖给病人。

“慈善堂”保本的低价使越来越多的患者慕名而来，自然也引来了医院和同行的不满。对门医院经常派人来买药，拿回去就化验真伪，希望找到“罪证”；医院还经常对患者进行反面宣传，“妖魔化”慈善堂，说那里的药有问题；有些医药代表直接来翻箱倒柜，被赵忠诚骂了回去。就在前不久，还有同行以莫须有的罪名威胁他们，强迫抬价。“这样的事每天都有”，打击慈善堂的做法一是查，二是断货源。后者赵忠诚通过自己的“战斗经验”来克服；前者他只能兢兢业业，做到质量、认证、管理没漏洞，不给对方机会，甚至承诺“有假赔一万”。赵忠诚说，每年药监部门都要来“慈善堂”抽查1—2次，他们每次都合格。

两年多来，慈善堂也在接受患者的考验。赵忠诚告诉记者，大多数患者都很欢迎他们，但也有少部分不理解，听信了一些恶意宣传，认为他们是骗子。遇到这种情况，赵忠诚就表示可以打电脑单、标明生产批号、有假就赔款。可就算这样，还是有人不信。“我还能怎么办？”赵忠诚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不过，就在采访中，一位患者来买抗肿瘤药。这种药医院卖440多元，而“慈善堂”只卖200多元。赵忠诚教他如何把医院里的高价药退掉：“就跟他们说要向媒体反映，要举报。”这位患者表示，他是听人介绍来的，觉得这里确实实惠，当初也没想到医院的药这么贵。“希望这样的药店能多些”。“有这些患者的支持就够了。”赵忠诚告诉记者，现在回头客很多，让他有信心把“慈善堂”做大，“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探索一条新路子。”

安徽医生8年举报回扣路

张曙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的急诊内科主任医师。从1998年起，由于看不惯医院收受回扣之风愈演愈烈，他走上了一条艰难但持续不断的举报之路，到如今已经整整8年了。在这8年里，他曾以真实姓名向安徽省卫生厅和监察厅，甚至卫生部举报，并投书《人民日报》，反映安医整个医院都在收受回扣的情况。有人把他称作现代的“堂吉诃德”，因为他的举报不但没妨碍安医的医生照样拿回扣，医院反而被评为“精神文明标兵”，他却屡败屡战，向整个医疗系统的“黑洞”发出了挑战。

张曙告诉记者，医药回扣悄悄潜入安医，最早是在1993年。当时医院明令禁止拿回扣，提倡学习白求恩，发扬奉献精神。因此，只有极少部分医生敢收回扣。但到了1996年，收受回扣的情况开始增多。“那时有回扣的药少，回扣也低，是药价的5%，一盒药的回扣是1块钱。医生开药时不会注意哪种药有回扣，哪种没有。无意开了有回扣的药，都是医药代表主动送来，每月一二十元。”张曙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逐渐地，他发现，少数医生开始积极开有回扣的药，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做了，有的医生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元回扣。对少数乱开药拿回扣的医生，许多医生都很反感，但也有羡慕效仿者。这期间，张曙向医院和省卫生厅实名举报了“有意吃回扣”的两个医生，这是他第一次走上举报路。

1998年，药品回扣已经涨到了10%，有回扣的药品种类增多，拿回扣的医生也越来越多，每月最高可拿到2000元。但同时，乱开药现象泛滥，有些医生对病人滥用药物，常常开些不对症的药，不仅浪费医药资源，而且可能产生毒、副作用，让病人雪上加霜。张曙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医院正在从一个承担救死扶伤责任的事业单位变成了追逐利益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一年，曾在无意中拿了300多元回扣的张曙，正式退出了拿回扣的行列，并再次以实名向安徽省卫生厅和监察厅举报。举报信如石沉大海，但他不甘心，接着又向卫生部举报，并投书《人民日报》。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曙的来信——《药品回扣为何屡禁不止》。文中详细列举了安医回扣成风的现象和事例。这篇文章给张曙惹来了大麻烦：医院召开几次专题会议，简直成了对张曙的“声讨会”，指责他“坏了医院的事”。但同时，这篇文章也引起上级领导关注，随后，医院领导班子被换，参选“全国百佳医院”的努力也付之东流。文章见报之初的一个多月，医药代表不敢登门，医院就诊病人骤减……但很快，由于对这件事的处理没了下文，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1999年底，张曙到北京某研究所进修一年。在看到北京医生个人素质高、敬业精神强的同时，张曙也惊讶地发现，“这里很多医院拿回扣的现象比安医厉害得多。”对于药商、器械商的回扣，极少有人说“不”。治疗冠心病的一个心脏支架，当时在国外售价300美元，到北京就卖2万元人民币，翻了8倍，医生为患者放一个支架可以得到2000元回扣。一次讲座上，一个医生说他一年能放300个支架，结果大家给他算出能收60万元回扣，换来了一片感叹。这些所见所闻让张曙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全国都这样，单单举报安医，公平吗？他也陷入了失望和困惑之中：这些医生本来都是好人，可为什么要收回扣呢？在没想明白前，张曙给自己定下了“二不原则”：对医药回扣，一不收取，二不举报。

这一原则没坚持多久，2002年，安医被省里初评上“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张曙被激怒了：“安医收取回扣的现象不仅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厉害，怎么配得上精神文明标兵？”按照公示的地址，张曙再次实名举报。他的举报材料被批转到省卫生厅，2002年6月，卫生厅两位部门负责人找他谈话，要他出示证据，张曙当场拿出数张署名“戚德如”大夫所开处方的电脑缴费单。原来，在药品回扣网络中，统计医生处方是个重要环节，医院计算机中心统计每位医生的用药品名、数量，提供给药商，药商据此给医生计算、送达回扣。为了对付张曙这样“不可靠”的医生，医院专门编出了“戚德如”这个名字，把他们的处方计入这个人名下。这样，不拿回扣的医生就不会发现自己在“挣”回扣了，而属于“戚德如”的回扣，谁也不知道最后去向如何。

可就在调查期间，安医的电脑收费系统突然“坏了”，改成手工收费。第三天，电脑系统又好了，“戚德如”不再出现。医院最终还是评上了当年的“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收取回扣的现象也并没有终止。看着自己屡次举报都不了了之，张曙决定：与其让“回扣”不明不白的去了，还不如用到有用的地方。于是，从2003年4月开始，张曙也“收取”回扣了。不过，每月，他都把自己收的回扣送到安徽省妇联“春蕾办公室”，用来资助失学女童。到2006年为止，已累计达到4万多元。

卫生部要重打药品回扣

对于张曙长达8年同药品回扣风作斗争的做法，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资深医院管理专家于宗河曾表示非常钦佩，并指出，医药领域收取回扣和红包的现象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境地。至于这种现象的形成，他分析，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对医院和医生监管不到位，人为地纵容了“以药养医”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与药品行业规则不健全、竞争激烈，导致全行业的混乱有关。

据记者了解，从今年7月开始，卫生部将在全国卫生系统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其主要内容就是治理接受医药企业的回扣和提成。赵忠诚和张曙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我们坚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并最终促成政策和体制上的完善，让医药回扣现象彻底消失。

公立医院的医改之路 (二)

最佳答案公立医院的改革必须要闯三道关。 突破以药养医体制的束缚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但是政府每年给予的投入很少，大部分开销都需要医院自筹。面对经费不足及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以药养医”成为公立医院的不二选择。公立医院的改革，“以药养医”体制是第一个要攻克的堡垒卫生部在2009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发布消息，3年内将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目前每种药进入医院后，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级别的不同加价10%～15%再卖给患者。这正是此次公立医院改革重点之一——取消药品加成以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药品差价成为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越是基层的医院，对药品差价的依赖越大。据统计，一些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40%～50%，而基层的公立医院这一比重则占到70%～80%。

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从试点情况来看，在医院方面有较大阻力。受访的几家公立医院负责人都认为这一措施“操作起来有点难”。相当一部分医务工作者认为，即使药品零加成，也很难保证解决“大处方”的问题，难以遏制患者药费的上升。医院方面则普遍担心，取消加成之后，如果政府不予加大投入或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会连生存都成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试点医院负责人说：“全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开支如果全部由财政包揽，一年的投入就会超过政府所承诺的三年内的总投入8500亿元，这还是在不考虑资金能否投到实处、实际使用效率等问题的前提下。”

山东大学医院管理专业在读博士李新泰表示，2006年以前，全国医疗机构实际药品加成率大约在38%左右，2006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市场价格竞争秩序意见的通知》规定，加价率不得超过15%。加价率一下降低一半多，按理性分析，药品收入也应随之减少。可事实上，药品收入不但未降反而上升。据对某省卫生财务年报分析，2007年比2006年药品收入增加14.7亿元，增幅为22.7%。

除了合理增加的因素外，医院和医生的利益驱动，是药品费用上升的最直接原因。即使是药品零差价率，切断了医院的药品收入，但医生掌握着处方权，仍然存在开“大处方”以获取回扣的冲动和可能。”李新泰说，“因此，公立医院改革的推进还应注意与医药领域反腐败工程结合起来，药品回扣现象只要存在，由‘大处方’引发的‘看病贵’就难以根治。

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大型医用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住院医师培训、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补贴等。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给予专项补助，用于保障医院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惠民服务。 增设药事服务费。药事服务费根据医务人员提供药品服务的劳务价值来核算，与销售药品的金额不直接挂钩，不仅可以遏制医生开“大处方”，还能够引导医务人员钻研医疗业务。 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格。调整部分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提高能够体现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值的挂号费、诊疗费、会诊费、手术费等。提高中医及民族医疗诊疗类服务收费。建立不同等级和质量医院之间、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之间的差价梯度。 确保医护人员合法权益和积极性

医生作为一个高风险、高强度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较高收入的群体。但是，目前中国医务人员的收入远没有体现其技术含量和所承担的风险。

我国医生收入的确较低，技术服务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合理体现，要在适当时候考虑适当进行调整。他表示，在今后3年的试点工作中，对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公立医院的一些内部管理，包括用人制度、激励机制等都将做积极的探索，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公立医院应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改革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建立绩效考核机制，重点考核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质和量，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患者也将最终得益。政府还应重点思考医疗机构的布局规划和医院的功能定位，避免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业内人士建议，提高的诊疗费价格应按一定比例体现在医生收入中，使医生的收入由于其劳务付出而大大提高，从而降低医生收取药品回扣的内在驱动力，光明正大地成为“较高收入群体”。 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由于财政拨款不足，大多数公立医院徒有“公立”的外壳，争相创收，有的甚至将创收指标层层分解到每位医生。济南一位三甲医院院长说，自己所在的医院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支出的4%，仅职工工资一项，就有98%要靠医院自筹，不创收就无法生存。

创收的冲动使得公立医院竞相拉患者，展开无序竞争。“有些医院因为患者不足，对来就医的病人开大处方，或是延长住院时间，本来应该住10天，让你住15天。还有的小医院甚至采取给有医保的病人发工资的办法来留住患者。”一位外科医生透露。

要实现不同医院合理分工、患者分流，需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分三部分，一是针对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于保障水平较低，基层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难以令人满意，有的患者宁愿自己掏钱到大医院就诊，也不愿享受能报销的基层医院的服务。如果医保的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到50%～60%，同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就可实现患者在不同层级医院中的合理分流，大医院的医生也就不会再把大量时间花在‘看小病’上。” 公立医院多年来在“市场化”过程中积累了很多问题，不是单靠国家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

公立医院改革是体制性改革，需要综合配套推进，单项措施推进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如果单纯增加政府投入，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医院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影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何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既回归公益性，又保护好医院发展的积极性，这之间的度必须把握好。

人天天都会学到一点东西，往往所学到的是发现昨日学到的是错的。从上文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以药养医是哪一年提出来的。如需更深入了解，可以看看酷斯法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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